但我们这里要指出，派遣重臣出国游历考察，要想得到积极的结果，必须所派重臣，忠心谋国，细心考察，用心体会，读书问政，任劳任怨，敢于承担责任方可。
而母亲则是生育意义上的，主要是针对子女而言的。但是，究竟判断典型性的标准为何，施密特并未明示。
（3）注册伴侣关系，以同性之间为主，效果近似于婚姻。所以，宪法上的计划生育义务的主体与法律上的计划生育义务的主体并不存在矛盾，而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当前各国的应对同性恋的做法共有四种：（1）同居制度，不论同性或异性之间，当事人无身份上的变动。前者是指合法婚姻下的家庭，后者泛指不论婚姻是否合法，而以实质同居共处，有永久共同生活实质的家庭。33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2002年的《同性伴侣法》案中就认为，同性伴侣制度的引入不抵触基本法第6条的规定。
施密特的理论主要是以产生立法者的消极不作为义务为主，并不能导出立法作为的义务。因为其将婚姻定义为：男女双方基于自由意志，以国家法定方式，为长久持续共同生活（原则上并不解除）为目的所为的结合。在行政法治领域，长期以来我们将立法工作的重点放在实体法的制定上，重视对行政机关权限和管理措施的规定，对于行政机关如何行使职权、应当遵循何种程序则缺乏有效的规定。
（3）行政执法规范化程度提高，行政效率提升，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下降。（3）基本原则放在总则中规定。由于《湖南程序规定》是地方政府规章，法院审理案件只是参照适用，但是在以下两种情形，人民法院适用《湖南程序规定》对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1）部门规章中没有规定，但《湖南程序规定》有规定的，予以适用。随着程序规定的逐渐推进，行政工作人员过去不重视程序的观念开始得到转变，程序意识点滴积累，逐渐提高，如湖南省有的行政机关对决策听证由过去的反感、规避转变为主动适用。
合法性审查等定性分析在规范性文件制定和重大行政决策中能够得到较好执行，而在制定《湖南程序规定》时作为鼓励性制度予以推行的成本效益分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影响分析报告等定量分析机制难以实施，特别是成本效益分析基本没有做过。[10]在此种情境中，行政程序发挥的不再是建立在对抗基础上的控权功能，而是建立在程序主体理性、平等对话基础上的积极的公共意志形成功能。
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摆脱行政行为理论体系的束缚，立足中国当下，回应实践需求，特别是要积极回应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需求：一方面，立法要能够解决行政管理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如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构建，行政执法裁量权行使不当等问题。湖南从2008年起对法定行政审批和其他办事期限压缩三分之一以上，所有执法单位都要向社会公布自己的行政事项办理流程时限表。在监督的力度与效果方面，与外部制约机制相比较，内部监督具有很大局限性。分散立法模式下基本原则无处规定，合法原则、诚信原则、比例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等已为各国现代行政法普遍确立的行政权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我国一直未能由理论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造成行政法只有规则没有基本原则。
在中国政法大学专家起草小组与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组第一次见面会上双方即达成共识：《湖南程序规定》的内容要回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在现阶段的要求，将推进依法行政、建构法治政府的要求制度化。在汕头，选择《汕头程序规定》的实施对明确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划分有很大作用的比例是36．4％ ，有一定作用的是54．1％。为了解程序规定实施效果，笔者于2013年3月赴湖南省调研，调研采用座谈会、发放调研问卷、网上资料收集等方式。（四）当前的分散式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对行政程序机制的不够重视，在立法层面体现为规范行政权的基本法行政程序法迟迟未能启动立法程序。
在汕头市调查问卷中， 对《汕头程序规定》的熟悉程度，培训前的平均分值为3．9，培训后的平均分值为7．5。汕头调研问卷中对这三个选项的选择比例依次是35．3％ 、5．2％ 、40．5％。
[16]尽管立法位阶仅是地方政府规章， 《湖南程序规定》却摆脱了仅仅细化上位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传统规章立法思路，对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实现了《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意见》向法定程序义务的转换。[20] [2O] 马怀德主编：《行政程序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O页以下。
行政决策涉及的多元主体通常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并非司法程序中的原告被告之间简单而又清晰的利益对立关系，不同利益诉求之问既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存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行政程序机制对行政过程的规范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通过科学、理性的程序设计，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在某一具体制度设计时，立法者面对权利保障和效率保障之间存在价值冲突时，必须作出取舍和选择。由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进行日常监督或者专门监督机关对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审查，包括行政复议、行政监察与党的纪律检查、审计、信访、行政问责等制度。[13]程序所能发挥的此种功能的理论基础，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纯粹的程序正义。（2）合法性审查、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制度的重点贯彻与实施，保证依法决策，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减少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的认同度，减少了社会矛盾。
[9] [9] 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分析，可以参见杨寅、狄馨萍：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立法实践分析》， 《法学杂志》2O11年第7期。第二，制定行政程序法，才能建立行政权应当普遍遵循的基本规则，改变当前法治政府进程差异发展的格局，实现行政法治的国家统一推进。
其中，《湖南程序规定》 作为首部省级统一行政程序立法，在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将留下深深的历史印迹。由于行政组织法不完善，如何处理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同级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府际之间关系，如何解决不同地区区域合作带来的问题，一直缺乏制度加以规范和解决。
然而，以满足程序规则特殊性为出发点形成的行政程序立法体系无法满足法治对行政的普遍性要求，造成许多重大问题难以解决。其三，通过优化程序流程，确定合理的期限制度，提高行政的效率。
依法治国本为国家治理战略，是全局性的，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整体推进。分散式立法模式与法治统一的基本原则和法治国家建设一体化进程的要求不一致，与权利保护的统一要求不相匹配。薛冰、岳成浩： 《论行政决策听证代表的遴选——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8期。行政合同与行政指导的运用领域和范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将日益广泛，有必要在行政程序法典中作出规定。
与满足某一领域特别程序需求建构起的碎片式行政程序立法现状相对应，法治政府建设程序进路目前呈现出地方化、部门化、行为类型化、制度类型化碎片发展的差异发展格局，发展极不平衡。第三，在实现对公民程序权利最低限度保护基础上促进行政效能。
改革的过程越公正，改革的结果越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社会转型就越顺利。实体法仅仅设定了行政权力的边界，实体正义在个案中的实现则要依赖作出实体决定的程序，只有借助正当程序，可能的正义才得以成为现实的正义，在个案中实现实体利益的公正分配。
行政程序法典化 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法治的理念已经在我国深入人心，但在践行法治的路径上却依然存在种种争议，如何认识和对待程序法治在通往法治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取得共识，[1]是否必须制定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法依然存在争论。行政权无论在国家权力结构，还是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结构中都居于过于强大的地位，欠缺有效制约的行政权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行政权力封闭运行，缺乏监督与制约，容易被滥用，造成决策不公、执法随意。
如近年来在厦门、大连、宁波，近日在彭州、昆明围绕PX项目所发生的民众集体散步、上街游行等公共事件，由于事前没有公开、事中缺乏参与和对话，项目一旦公布，立即遭到民意阻击，政府只好匆匆被动应对，在维稳的巨大压力之下，往往以项目停建为结局。如办事时限制度与政府工作流程再造，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推进的政府透明度建设，开门立法、开门决策推行的公众参与机制等，需要在立法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并用立法推进这些体制创新的深入推进。（4）内部行政程序在主体 章中规定。如由国务院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明文规定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原则，造成实践中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过窄，对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设置三需要 限制条件，造成公民知情权实现困难重重
比如有法官因为技术或者什么原因做了一个引起争议的判决，比如豆腐干公告，同行法官是不合适多说话的，学者没问题，就应该发表意见，我的意见可能太淡薄，但如果梁老师出面评论，姜民安老师出来评论支持或反对，就会形成影响，如果学界共识都是认为本案不符合法律的公告要求，那对法官们会形成影响的。法学院毕业不是说你拿个文凭就行，他们的法学教育非常技术化、职业化，最厉害的就它能把一个高中毕业生一两年内带进法律世界，做完两次国家考试后就可以上手审案子。
很大原因是立法造成的，但在诉讼程序中法官利用裁量空间可以有所作为的。当然，正如前面已经说过，宪法视角也即限权并不等于只要限权一切就好了，限权切合人民主权以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宪政理念，但限权也可能打击执行力和工作效率。
如果是平静时代，就是法律基本架构不需要大动的情况下，它的法律技术培训就很充分。所谓权力过去我们认为是公权力或国家权力，所以宪法用来限制公权力。
